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陈列着一幅《一家八口同长征》的油画。油画里的主人翁叫做侯清芝，今永定区三家馆乡人，他的双亲、妻子、叔父兄弟姐妹共八人全部参加长征，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红色家庭不朽的长征故事。

“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

在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初期，党领导红军发动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贫苦农民欢天喜地的分得了土地，当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空前高涨。在省委关于“保卫分粮分田的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号召下，在根据地掀起了扩红热潮，扩大成千上万人参加红军。据考证，当时的大庸县(今永定区)参加红军的就有3800人，他们高喊：“人民政府苏维埃，分田分地又分债，土家人翻身出头了，革命就不怕反动派。”

侯清芝一家就是其中衷心热爱红军的一家。叔父侯昌贵早前曾跟随贺龙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大庸县东坪区赤卫大队长;侯清芝的父亲侯昌仟表现积极，担任东北区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侯清芝和侯清平两兄弟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红军，因侯清芝当过木工，便参加了红二军团工兵连;侯清平年纪小，编到红二军团指挥部马弁班喂马，后到省革命委员会警卫连;侯清芝的父亲侯昌仟、母亲殷成福、妻子刘大梅、妹妹侯幺妹，5岁的二弟侯宗元在家属连。

“我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1935年9月，蒋介石调动30万兵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在这样的背景下，红二、六军团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队伍开拨前，组织上多次动员家属连人员分散回家，毕竟转移路上风险未知。但是，侯清芝一家坚决不愿意离开红军，全家老小三番五次地向连长、指导员求情，请求全家跟随部队转移。侯清芝的父亲侯昌仟表示：“没有共产党和红军，就没有我们一家。如今大敌当前，无论红军走到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跟着共产党、贺老总闹革命，决不离开红军队伍，死也要和红军死在一起!”最终感动了贺龙军团长，同意他们跟随部队突围转移。同时，为照顾侯家的特殊情况，部队还给侯清芝一家特批了一匹小战马，用来驮5岁的侯宗元和一些行装。

长征的道路漫长艰险。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红二、六军团在黔东、毕节几次尝试建立根据地均以失败告终，只能继续转移。部队出湖南、越贵州、过云南，一路跋山涉水，一直处于紧张的行军之中。但侯清芝一家始终不曾主动掉队，以“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的坚定决心追随红军队伍。

“万一哪个掉队了，只要剩下最后一口气，都要找到红军队伍”

长征的路本就如此艰辛，对这一家老小更是如此。

1936年4月底，在翻越海拔5300多米高的川西哈巴雪山时，侯昌贵因劳累过度滚下雪坡，与许多红军战士一样，牺牲在雪山之上。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从四川甘孜出发过草地，当时年仅16岁的侯幺妹与身怀六甲的大嫂刘大梅被反动藏军的马队冲散。刘大梅与亲人失散后被当地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安果活佛收留，不久便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叫侯德明，藏名叫罗尔伍。后来失散的侯幺妹经多方打听，在寺庙里找到了大嫂刘大梅，两人把小侯德明托付给安果活佛后，又结伴而行去寻找红军队伍，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亲人身边。

1936年9月，红二、六军团由甘肃成县向渭河北转移时，遭到敌人重兵堵截，有的部队损失严重，侯清芝所在团只剩下4个连的兵力，一个营15个干部牺牲了14个，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他的父亲侯德成在这次战斗中腹部重伤，不能行动。部队将侯昌仟和他的二儿子侯宗元一道寄养在贫苦农民何天颂家里。半个多月后，侯昌仟因伤势过重牺牲，被当地群众掩埋。何天颂夫妇没有子女，从此将侯宗元收为养子，改名换姓叫何九生。

1936年12月，侯清芝的母亲殷成福以顽强的毅力，沿途一边乞讨，一边打听红军去向，行走8000里后终于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找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她的两个儿子侯清芝、侯清平，重归了红军队伍。

长征路上侯氏一家死的死、失散的失散、失踪的失踪，过雪山前的相聚成了他们的生死诀别。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侯昌仟的出发前的叮嘱：“万一哪个掉队了，只要剩下最后一口气，都要找到红军队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侯宗元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经民政部门与亲人取得联系，回到了湖南大庸老家。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侯清芝一家八口同长征的故事背后彰显的正是当时千千万万普通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和信任。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也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畏艰险，砥砺前行，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永定区纪委监委 赵婷 符晓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