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常说：给我一日三餐吃红薯，我都要得。这虽是句玩笑话，但在婆婆看来，红薯确实好吃，更胜许多山珍海味。

　　家里常年都蒸有红薯。红薯洗干净，削皮切块，用白瓷碟子装好，上气后十几分钟就熟了，可以随时拿来吃。婆婆最拿手的是晒红薯干。有大日头天时，把红薯煮熟切片，起早去天台占个地儿，把红薯片铺在塑料布上，晒上几天就行。看似简单，但切片的厚薄，晾晒的天数，没晒过红薯干的人还真不好把握。北京市面上出九毛钱斤的红薯时，都已经秋末了，日头虽大，但时间太短。婆婆怕红薯晒不干，便想了个办法。红薯煮熟后，把水倒掉，改成小火，干煸掉大部分水分后再切片晾晒。其实干煸后的红薯甜糯有嚼劲，已经很接近红薯干的味道了，但婆婆坚持红薯干必须晒过太阳才好吃，总要挑个大日头天才肯起锅。

　　有时，蒸红薯吃腻了，婆婆会翻新个花样，比如把蒸好的红薯捏成泥，加点自己磨的糯米粉，团成丸子，铺在洗干净的荷叶上，略微过水一蒸。一揭开锅，扑鼻的是混着红薯气味的荷叶香，馋得人直流口水。

　　小时候，家乡小镇的街头常有小贩现做现卖红薯饼。把红薯切成细长条，裹上面粉糊糊，交错搭成网状，放到油锅里炸至金黄，闻着喷香，入口酥脆。我曾和婆婆提过这红薯饼，但婆婆从没有做来吃过。偶然闲聊，我才知道婆婆是嫌油钱贵过红薯钱。“我小时候，要等过年才分得到猪肉，熬成油，一小罐全家可是要吃一整年的。”

　　不知谁起头，春节饭桌上又聊起忆苦思甜的话题。“以前过年，一碗冻鱼从三十吃到初一，再从初一吃到十五，还只能用来待客。”老人家一想当年就刹不住车：“那时候，哪有五块钱一斤这么好的米吃。上面就一层薄薄的饭，下面全是红薯渣子。”

　　“红薯渣子怎么做?好吃吗?”我问道。

　　“红薯磨成粉，用篾筛铺开，大桶水往下浇。水储着做成红薯粉拿去卖。篾筛上剩下的红薯渣子先倒草灰堆里，等把红薯粉晒好了，再来晒红薯渣，有时候都沤得酸臭了。现在农村都拿来喂猪。你说好吃不好吃?”

　　红薯对婆婆而言绝不是只有香甜的回忆。

　　她怀我老公的哥哥时，每家每户还要出工分，哪怕生病在床、怀孕在身也得跟着生产队的人，扛着锄头上山下地挣工分。哥哥出生后，公公去煤矿做工，她一个人在乡下看着年幼的孩子，婆家也没人能搭把手，常常是一根旧绳头把哥哥往背上一捆，照样下地干农活。婆婆个性要强，人前从不吭声，背后不知淌了多少眼泪。有时天不好，一年才收半年粮，就得靠红薯保命。做饭前，把红薯扔进灶火里，火熄了，红薯也煨熟了。趁热掰开来，金黄的红薯热气腾腾，暖了胃也暖了心。靠着这救命的甜红薯，婆婆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拉扯大了两个正直厚道的儿子。

　　听到这些往事，我不由想起梵高画的《吃土豆的人》，在昏暗的油灯下，家徒四壁的农人一家，沉默地吃着桌上唯一的那盘土豆。那一家人的手，遍布皱纹或是裂口，画家似乎刻意用脏兮兮的笔触给他们手上留下了未洗的泥土。那泥土背后，既有他们艰辛谋生的苦难，也有他们对土地的深厚感情。

　　婆婆闲时畅想的老年生活，是和公公回到乡下老家，守着那几间红砖房子，养只鸡，种点地。门口那块红薯地，只要在春天插上秧子，都不用花大力气打理，入秋就有遍地的红薯。想吃了，拿上小茅镰下地，顺着藤，扯松表面泥土，用茅镰轻轻一凿，顺势一拔就能拉出一串红薯。之前随公婆回乡下老家，我曾见过那块红薯地。遍地密密麻麻的红薯叶里，零星藏着几朵红薯花。白中带紫的小花，淡雅朴素，不像瓜藤的黄花攀缘在高高的架子上炫耀，而是匍匐贴地，挨着泥土，沾着泥土，把果实藏在泥土里。

　　婆婆常说，自己劳碌一生，却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留给子女继承。她大字识不得几个，没有可供装裱挂墙的家书家训，但她拥有的中国传统女性那勤劳节俭的美德，坚忍宽厚的个性，言传身教，又何尝不是给子女们最好的传承，最好的家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周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