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曾国荃为什么落个贪官的骂名

　　曾国荃(1824-1890)，是湖湘文化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另类”。他是曾国藩的胞弟，字沅甫。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呼“九帅”。曾国荃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七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从小颇受乃兄之影响，《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后又师从湘军统帅、大儒罗泽南。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以及曾国藩对曾国荃的言传身教，都对曾国荃政治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极大作用。曾国荃“自谓是笃实一路人”，把治国经邦作为人生追求。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举优贡。所谓优贡，其实就是那些不能以举人、进士作为正途出身的生员，朝廷怕有遗珠之憾，便由地方每三年选一些比较好的送到礼部，称为优贡生，起初还没有录用的规定，直到同治年间才规定可以做官。

　　老九刚刚被选为优贡(估计还有曾国藩的因素在)，就碰到了太平军打进了湖南。其兄曾国藩被要求在长沙组织团练，对付太平军。他也随兄到长沙帮助办理。但在咸丰四年初湘军大举东征之前夕，老九回乡继续读书。

　　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兵犯江西，江西战局十分危急，在曾国藩“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曾国荃投笔从戎，招募三千湘勇，赴江西援助兄长，攻打吉安，其军号曰“吉字营”。在众多湘军名将中，老九是后起之秀，却也是崛起最快的，“吉字营”屡建奇功，成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曾国藩曾称老九是福将。在湘军东征中，老九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二年春诏擢浙江巡抚。他先后攻克安庆、南京等重镇，与其兄同日封爵，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

　　后来，曾国荃先后担任山西巡抚、湖北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职。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据《钦定大清会典》称：“劈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上谕”更是明令“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另据《清史稿》记载，晚清重臣中以“襄”谥号者除曾国荃外，仅有左宗棠(文襄)、张之洞(文襄)、岑毓英(襄勤)、刘锦棠(襄勤)四人。时人还把他与胡林翼、左宗棠进行了比较，说胡林翼谥忠，左宗棠谥襄，而老九二者兼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时至今日，他都摆脱不了“老饕曾九帅”之骂名。因而，他的历史面貌、历史功绩以及历史影响都不大清晰，影响也远不如其他湘军将帅。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荃是个什么样子?他为何背上了一个贪官的骂名?

　　老九的遭遇，颇值得当世那些个表哥、表叔、房叔、房妹们镜鉴。

　　1、天下第一功，换来天下第一谤。

　　曾国荃当初带兵出征，主要原因是为了“赴兄急”，也就是为了解救被太平军围困在江西的大哥曾国藩。

　　因缘凑泊，当曾国藩在湖南老家的家人长时间得不到他的音信的情况下，老六曾国华急兄之难，赴湖北胡林翼处，决心帮助曾国藩解困，于是胡林翼授其一支军队，老六于是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老九呆不住了，他赴长沙打听江西军事进展情况。被任命为吉安知府的黄冕正发愁怎么去上任。因为他即将要治理的地盘正在太平军的手里。老九一出现，黄冕突然灵光一动，便要拉他入伙。两人一拍即合。黄冕有钱，老九知兵。于是，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支持下，由黄冕出钱，老九招募了3千湘勇，从湖南出发驰援江西。以吉安为第一个目标，故称其军为“吉字营”。

　　没想到，老九初出茅庐，即告大捷，三战而下吉安。老九真乃天生就是一个军人。早在老六曾国华从军之始，老九还多次给他写信，教他带兵、驭人之道，条条在理。现在老九亲自上场，真正可以施展他的天才。吉安大捷后，老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发展到吉字营非老九不能打胜仗的地步。尔后又接连攻下景德镇，又以长围久困之法攻下安徽省会安庆，继而以5万之师围困太平军老巢南京。这中间，他凭着5万疲惫之师阻挡了太平军60余万援军长过46天的反复攻杀，并且为了独享打下南京这“天下第一功”，他连续拒绝曾国藩和朝廷派来的援军，仍以长围久困、掘地道入城的铁桶战法，历时二年半之久于1864年攻克南京。

　　南京城破，“天下第一功”固然是到手了。然而，老九却并没有享受到他应得的回报，不仅朝廷食言，没有兑现咸丰帝生前许下的“攻下南京者王”的诺言，只给了老九一个威毅伯，而其他人如李鸿章、左宗棠也一样封爵；更为沮丧的是，老九把太平天国的金库都搬回湖南老家了的传言瞬间满天飞。

　　清廷在嘉奖老九的同时，也在查究太平天国财产的去向，还专门派人来南京。

　　因为，就在攻下南京的消息传开之时，另一股小道消息也伴随之而传开了。这消息便是天京(即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南京城里有一座太平军的金库。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亦曾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破城之前，也考虑到了如何处理“贼赃”的问题。曾国藩指示老九，“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但是万万没想到，“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正如曾氏兄弟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一样，朝廷对曾国藩所说的并无传说中所谓的金库一说也不相信。

　　直到现今还有很多人不相信，金银珠宝又不能吃掉、烧掉，特别是洪秀全等诸王的生活用品大都是用金银做的，一些所谓“不动产”，总还在吧。它们到哪里去了呢?

　　人同此心，可以想知，当时的中央政府不相信是很正常的。

　　但是，对南京城里的金银财货的下落，朝廷自始也没有查出一个所以然来。以中央政府的神通，曾氏兄弟再精明，恐怕也不是对手。

　　所以，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但是，官方虽然不追究了，民间对于这个问题倒没有停息，相反，曾氏兄弟陷入了扯不清的是非漩涡。

　　民国8年(1919)7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出版的《南亭笔记》中提出：

　　曾忠襄为文正公介弟，攻金陵既破，搜遗敌，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所得……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盖无论何处，皆窖藏所在也。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忠襄既破南京，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忠襄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每出熠耀有光，夺人之目。忠襄病笃，忽发哮喘之症，医者谓宜用珠粉。仓卒间，乃脱其一，碎而进之，闻者咸称可惜。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类似的记载还见诸于其他：

　　“至于曾国荃，时人估计其‘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以致‘老饕之名遍天下’。曾国荃自领军以来，‘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此次攻下天京，获赃尤巨。”

　　这些记载言之凿凿，一如亲见。特别是《南亭笔记》，由于它的作者正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以反映晚清官场而闻名，更是彰显了这一传说的影响。一时间，曾老九“老饕”的名声便越传越广。

　　老九万万没有料到，这付出了血的代价贪到的“天下第一功”换来的却是“天下第一谤”。以至于《清史稿》都说：“国荃功高多谤”。

　　功高者多谤，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老九这一“谤”由来可真可假?

　　说南京城里的财宝被老九私吞了，没有人亲见。起因只是太平天国实行的“圣库”制度。所谓圣库，是洪秀全为了收敛财物金银的一种制度。洪秀全为了裏挟人们参军，实现的是“一人参军，全家为质”的做法。既然全家都参了军，那么，这一家的财产就自然都是“天王”的：房屋烧毁，断了他们的退路；财物充公，灭了他们的私心，壮大天国的势力。太平军定都南京后，南京本是一个富庶之地，天下财赋之区江浙亦在太平天国的控制范围之内，10年中，洪秀全不知搜索了多少财富，全在这“圣库”中。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理，“圣库”不是静态的，更不是只进不出。10年中，这座圣库的命运前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常和不正常的消耗，很快就使“圣库”成为一个入不敷出的空架子。

　　南京陷落后，被困在城内的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潜伏了几个月时间。他写信给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报告过“圣库”的情况。在第一封信里，张继庚说，太平军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一共有1800余万两，几个月后，就只有800多万两了。可见圣库消耗挥霍之速。因此张继庚催促向荣赶紧攻下南京。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道：前九月时，伪圣库尚存800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这说明圣库在咸丰六年的天京事变前，即已严重匮乏。

　　在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已名存实亡。“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亦即圣库已由“公帑”变成了“私藏”，且由洪秀全的嫡系掌管，而洪派以下人众，亦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物牛羊等食物，而将银钱衣物等据为己有。

　　这也就是为什么连续有诸如陈玉成、石达开等太平军将领降清或被俘后都没有提到“圣库”的原因所在了。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倒是供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眷的首饰。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饷银十万”。所谓南京城内的财宝可知一二。

　　这里，一方面是缘于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诸王追求奢靡的享乐；一方面是由于本来城内军民日用消耗、武器粮饷、雇佣工资等，耗费钱财巨大，而南京在被清军围困多年，只有出没有进，眼看着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成了问题。以至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天京时，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概行要买米粮”。

　　当做，这里也不排除天京城破时，湘军士兵大肆抢掠也瓜分了一批财宝；出逃的太平军也带走了一批财宝。李秀成出逃后被人认出，为了脱身，表示“若能导至湖州，原[愿]以三万金为寿[酬]”，且与随行的童仆“臂金条脱皆满，又以一骑负箱箧，皆黄金珠玉宝贵之约值白金数十万两”。

　　所谓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也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想像之数。嘉庆十九年，清朝户部库存银为1240万两；道光三十年，库存800馀万两；咸丰三年，库存仅仅二十馀万两。“数千万两”这一数字是当时大清帝国国库储备的数倍乃至数十百倍!

　　这可能吗?

　　况且，曾国荃率部攻破金陵是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自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湘军与太平军在城内激战，此时的曾国荃并未入城，他根本未参与抢掠。至于可能有部下献纳，能献“数千万”?

　　究其实，关于老九于南京一役中获财数千万一说，完全是出自李伯元“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

　　陈恭禄先生指出：“《南亭笔记》暴露他(即李伯元)的历史知识极端贫乏”，并剔出其书中误失三条；冯尔康认为“其撰《南亭笔记》，带有作小说的态度写作，失实太多”，并将《南亭笔记》一书定为“史料失真的笔记的典型”，同样剔出其书中误失三则。

　　《曾国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进先生也指出，近百种晚清至民初的笔记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笔记均未发现有关曾国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国财物和金银之事的记载，李伯元《南亭笔记》系记此事的第一家，但并未交待所闻的出处。其后徐凌霄、徐一士的记载与李的记载基本一致，亦未交待出处。

　　那么，换一个角度，倘若真如他们所说，曾老九发了横财，那么，这笔横财在哪里呢?

　　老九的侄女、曾国藩的满女曾纪芬曾在《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说：奉曾国藩之命，邵位西的女儿“拜欧阳太夫人为义母，暂居署中。其女以其逃难时衣中所藏珍珠一粒为贽。此珠旋以赠忠襄夫人。忠襄夫人尝有累金珠花一副，为部将某回乡后所献，号为珍贵。此外所藏器玩，无非玉瓶、如意之属，亦未见珍奇异常之物。”

　　与之相佐证的还有赵烈文所见。赵烈文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个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国藩对南京前线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发到金陵大营，专门为老九出谋划策。天京攻陷前后的情况，赵烈文是见证者。这是晚清末年一个有见识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识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静居日记》被史学家称为信史。在他的日记中没有关于老九贪财的记载，假如有，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的，就如他如实记录湘军杀人一样。

　　与此同时，战后向来直爽痛快、不吝钱财的“九帅”不仅没有发财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达了经济窘迫之状。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给大哥写信：“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对老大表示：“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告诉曾纪泽曾纪鸿兄弟：“近又知，钱也者，不可须臾缺也。可缺非钱也，君子戒囗乎其所不钱，恐惧乎所不钱，一字不差。昔年浪用，自以为得意，今知其非也。”对当年出手大方表达了悔意。

　　同治十年(1871)三月初十日又给曾国藩写信：“弟住省，不甚见客，与人往来甚少，亦不赴酒席宴会。非惟可省精神，亦可省钱。”由于已无俸禄薪金，而家用又不可一日短缺，以至于想到封爵之俸金，曾国荃在同年四月初六日在给大哥的信中，有点老天真地问道：“伯俸每年应有若干?可否在本籍具呈向司库领取?”

　　克复天京后，曾国荃被朝廷赐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实际上是没有俸禄的。老九不知，以为朝廷会另给奖金，他实在是指望着有一笔奖金就好。呵呵，这家伙想钱是想疯了。

　　曾国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儿哭穷，不大可能是“作秀”：一来不合老九的性格；二来瞒不住也不必瞒哄家人。虽然这中间老九闲居了一段时间，但其时距战后不过7年，况且做过近两年的湖北巡抚。

　　到了光绪年间，老九甚至还表达了“做官完帐”的急切心情：

　　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帐。”五月十三日再次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八年闲居……负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对他们说：“邓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十天后，又说：“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诉曾纪泽：“余用度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帐。借帐完帐，以无利之帐清有利之帐，以可久欠之帐完宜亟完之帐。如此周转，究系正办……”

　　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帐清有利之帐”的地步，怎么可能想像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帐，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帐”，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的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300两银子。

　　2、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前面说过，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一是为了“赴兄急”。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

　　老九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以至于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诏入京的老九与同年的优贡生聚会，会中有人提议辑刻《同年录》，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还表示进士、举人、拔贡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优贡则“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渐形秽”，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

　　这一点在曾家老四曾国潢身上也有类似的表现。曾老四在家里仗着曾国藩做京官，在乡下与知县大人称兄道弟，指点公务，借机揽财。曾国藩知道后，不断地提醒老四：“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

　　老四倒是很直爽，对兄长的“三不”，他是这么回复的：“不失信、不自是者，老兄或可稍不挂念。惟不贪财一语，有点靠不住。”

　　可见，一般读书人的道德约束在这等功名不顺的人那里是不大起什么作用的。

　　老九小曾国藩13岁，最为曾氏器重，称其为“真白眉”，亦即有侠义之气。兄弟俩虽一母所生，却性格迥异。由此兄弟二人也偶有不合的时候，但二人又是最知心的。

　　咸丰六年春，32岁的老九得知阿兄在江西陷入太平军重围，情急之下在乡间募得3千兵驰援阿兄，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曾国藩经济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那是因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对朝廷下对百姓负责；老九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心。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匹夫，无须对朝廷负责，对百姓负责，打仗是玩命的事，无利谁起早呢?

　　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等诸位将帅做得过分，就算了。

　　咸丰八年(1858)八月，老九以铁桶战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笔钱物回家；此时，他还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写到：“此时减勇大半，所有饷项担子均轻也。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并嘱“请仲兄大人饬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这次送回来的“羡余”是“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共银2300多两。

　　以后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之意，实则是借机送钱回乡。因为曾国藩是一个自奉甚俭、律己甚严的人。墨绖出山之时，他在写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的信中又再度发誓：“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曾国藩说到即做到，不往家多寄钱。曾家经济困窘之时，老父亲也不向儿子开口。咸丰七年曾国藩回家听说之后，非常难受，后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即说，以前“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老九在家时深知其境，便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家庭的责任。

　　此后攻安庆，老九更是物议沸腾。

　　一是因为他贪大求奢，手笔宽博。二是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有了雄厚的财力，咸丰九年(1859)老九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至最后全部竣工，前后共用了8年时间，数次扩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奖善堂三大部分组成，宅地总面积约13万多平方米，长600米，宽230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

　　乡人浮议。

　　老九对钱财既贪且大方，在自肥的同时，大手笔资助同族及亲友；改葬父母；替曾国藩担负起了“照顾家族”的责任。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内心既有矛又有盾的曾国藩也一直不断地敲打老九，提醒他注意自己声望。

　　但这些话对于老九来说，都是耳边风。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一幅慷慨担当之态。

　　南京城破之后，老九贪婪之名更盛。

　　湘军士兵围困南京二年半之久，最后总攻发动之前，老九曾令四成守营，六成分队攻击。不料，一旦发起总攻，人人争相入城，人人都知道，百战艰辛，皆为此役。要知道，为了这一役，老九牺牲了两个兄弟。还有更多的湘军士兵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一至于中军无有一人。

　　有人甚至指证，不仅南京城内金银洗劫一空，连建筑物上的木料都被拆了，运回湖南。

　　舆论大哗，“‘老饕’之名满天下”。“老饕”一名，说白了，便是“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这或许是对曾国荃这一个性的形象概括。

　　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起家常，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这个段子可能是后世好事者编排出来的，但这八个字，确实是老九留给后世的一个相。只不过，这个相与真实的曾老九迥然有异。湘军十年征战，一直被“饷绌”困扰，士兵因此哗变的事例各军皆有，唯独曾国荃所部不曾发生此类事变 。特别是咸丰八年曾国藩重出江湖以后，曾国荃所部待遇优于他军，彭玉麟、鲍超等人便屡屡抱怨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甚至，与他人争夺拨款以外，曾国荃的个人帐目，也不是很清楚，常常遭惹物议。而在具体作战中，曾国荃不吝惜子弹炸药，消耗极大，连曾国藩也啧有烦言，但又不得不“源源接济” 。然而，说老九的湘军不缺饷，纯然是罔顾事实。一方面他担当的是整个湘军最重的攻坚任务，关系全局，就算其部优待高于其他部队也是正理；另一方面，李鸿章在上海对老九也格外关照，常给他接济粮饷和新式武器；至于老九之军心稳定，主要与他善带兵关系重大；说他弹药不计成本，是事实，然却不能不看到他面临的对手之强悍，他是以区区几万之众对抗数十万之众的敌寇。曾国荃所谓“挥金如土”，不过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优势，也是情势所逼，不得不耳。

　　第二，不拘小节，做事太拙。

　　“少负奇气，倜傥不群”的老九还是一个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遭人忌恨。

　　有人记载：“公家居时，有朱瞑庵者流寓长沙，岁暮贫甚，榜诗于门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公闻之，叹曰：‘此我辈之责也。’

　　急造访，赠钱十万”。

　　又有人记曰：“山西大荒，……起曾九帅国荃为山西巡抚。九帅先出家资十万，采买米粟，复多方设法赈救，所活无算，三晋人颇德之”。

　　咸丰七年，曾国藩就听传说省中高丽参为九大人买尽。一打听，果有其事。

　　南京城中传说，老九花八百两银子买下几张信纸。这传说，曾国藩也听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老九确实是一个出手大方，又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对于这一问题，曾国藩也指出过。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云：“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

　　再加上老九做不到如老兄曾国藩近乎刻薄式的清廉自守，人们对他的指正更有了合理的想像空间。

　　王闿运在《湘军志》说老九有田百顷，即一万亩。以至于郭嵩焘驳斥说：“曾国荃亦无百顷田”。曾国荃的长孙媳妇杏文则说：“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其实，老九建房买田总共才花了三万两银子。营建大夫第的资金只须曾国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决。况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并不鲜见，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员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长沙城内的私宅有一百多间、长达两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产三处(衡阳两处，杭州西湖一处)，郭嵩焘在长沙亦有三处房产。

　　老九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50两，办公经费150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300两。老九身为统领独挡一面，月入1700两不算为过，一年是21 400两，六年下来便是122 400两。七年的两江总督，“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正规收入就有210万。此外，他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两相对比，其情可知。

　　对此，曾国藩亦不苛责，他对老九说：“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也就是说，曾国荃在金钱的取与方面，和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相比，并无二致，曾国荃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近代名人小传》替他鸣冤：“然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此实诬蔑不经之词。”并举出了如下事实为佐证：“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烜赫，使己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春劾国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半隐庐丛稿》亦曾指出：“曾忠襄公旣克江宁，大功告成，人犹有毁之者，谓其坐缚槛兽，且珍宝多入军中。其实，蹀血二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贼久无粮米、火药，罄其资以通外国奸民，并无有窖金。”也难怪其兄曾国藩要为乃弟抱屈：“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赵烈文更是直指要害，他在事后与曾国藩谈论时说：“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王闿运后来亦说，“其兄弟总师多历年所，而同治三年老九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

　　老九的财产完全可以说得清的，并非来源不明。

　　《清稗类抄》中载，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各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就算他积蓄百万，怎么能说他贪婪?

　　清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传略》中说他：公性豪迈，不屑屑于小节。轻财好义，为人谋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奉禄悉以周贫，族戚故旧待举火常数百家。幕客宋绍祁死，他赠三千金养其孤。

　　还有一证，亦可以证老九的清白。老九在任湖北巡抚时，弹劾总督官文挪用公款。时官文势力非常大，是满人，是朝廷信任之人。如果老九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拿此来作为攻击官文的把柄?其后官文的党羽佛尔国眷弹劾老九，都没敢说他贪污。

　　朝廷并非没有明白人，否则，老九为官真的贪婪，焉能久历宦海而不倒?

　　清朝政府对大臣素以寡恩闻名，不仅大臣难以得到善终，就连正常的通休也是很难，有的为革命工作一辈子，可是到头来还是被开除公职(永不叙用)，或者罢官回乡。

　　曾国荃却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是一个得以善终的高官。

　　老九贪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几笔较大的募捐情况：同治九年，老九主修省城湘乡试馆，捐私银14240两，并将他在省城长沙府后街讲让堂的私宅捐为试馆岁修。同治十年，在长沙设立恤无告堂，增设义塾，立励节堂，计岁可活穷黎一千余人。并从盐局、厘局每年酌拔经费协济。同治十一年，老九捐义谷一千石入湘乡二十三都社仓，一千石入二十四都社仓。光绪三年，首倡捐廉赈灾，并劝官民捐输。光绪七年，捐银二万两，重修衡山南岳庙大殿。光绪十六年，顺直水灾，他捐制棉衣万件，提用南浙赈捐余银赶制绵衣裤三十万件，分解灾区。同年，捐义谷一千石，入湘乡县育婴堂。

　　3、功在吴楚恩在晋

　　老九不仅不是一个贪官，而且更是一介爱民的好官。

　　我们只须看一眼他后半生的履历就知道：光绪元年，起授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二年，复调山西巡抚。光绪七年，授陕甘总督，命赴山海关治防，复乞病归。八年，署两广总督；十年，署礼部尚书，调署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十六年，卒于官，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襄，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建专祠。“屡退复起，朝廷倚为保障，以功名终。”

　　如果说天才的军事将领老九其前半生纯是一介武将，那么他的后半生则蜕变成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这个中的变化正是从“赴兄急”到“赴国难”，从求功而恩民的转变。可惜，人们都忽视了他这么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

　　从他转变成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那一天起，湖湘廉官文化史上便多了一个标本。

　　老九作为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最值得为人所称道的便是他在作晋抚和江督的任上。

　　史载，老九初临山西，“比年大旱，灾连数省。国荃力行赈恤，官帑之外，告贷诸行省，劝捐协济，分别灾情轻重、赈期久暂”。就是说，老九抚晋期间，就碰上了史上有名的“丁戊奇荒”。这是二百余年未有之灾难，持续时间之长，从1876年到1879年足足4年；涉及范围之广，遍及中国北部；灾情之严重在中国灾荒史上亦不多见。赈灾成为他初临任上的当务之急。

　　踏上山西的土地，就等于踏上了一片重灾区。

　　灾荒起处，但见山西饥民“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殆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泥。”饥饿至此，何以成活?于是道旁倒毙之人，无日无之。不过，此种情景，老九并非没有见过，当年在安徽征战期间发生的人食人的现象在他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

　　而奇怪的是，老九发现，山西境内经常可以看到大片的鸦片地，所过之处，吏治之废，更加让人相信，这恐怕不仅仅只是一场天灾，似乎更像一场人祸。据老九后来勘查，“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二三千里目观惨况，残喘呼救，枯骸塞途。”

　　耳闻目睹饥民越境掠食，扰害安分灾黎的情景，见惯了“杀人如麻”的老九不觉潸然泪下。

　　这决不是作秀，十年征衣，从生与死的较量中走出来的人，早把功名看破，连被千夫所指为“老饕”都不计较，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么?

　　这一回，老九是真的被触动了。为政地方与行军打仗截然不同，打仗的目的是要取胜，是要死人的；做官则是要保民，不死人的。使民免于涂炭，就是他这个长官的职责。

　　这一回，他把自己治下的百姓看成是他的吉字营。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要钱!要粮!向上要，他不间断地向朝廷打报告；向外要，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不断地向他当年的战友们伸手。

　　他向朝廷力陈晋灾之严重，替三晋百姓陈请，请求减免、缓交各种军饷、京饷及各项钱粮。从1877年5月到1879年1月，2年间，他先后上奏10多次，促使朝廷减免了山西大量饷赋，揭去了压在灾民身上的一层重压。为了让三晋灾民能集中精力灾后重建，他提出削减晋民繁重的差使，他与朝廷派来视察山西灾情、有“理财专家”之称的阎敬铭一起会商，在实地查看的基础上，制定章程，改革兵差制度，减去一些差徭，裁减官吏用以勒索农民的所谓“例差”、“借差”，“所有无名科派，悉予革除”。

　　山西不设总督，巡抚就是这里的老大，少了许多掣肘，再碰上上面派来的这个阎敬铭也是一个严正无私的官员，赈灾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于是老九又提出推广“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减免丁粮。“摊丁入亩”本是大清康熙爷手里就开始实施了的一个财税制度，但奇怪的是，到老九入晋时，山西各州县还没有全部实施，只有临汾等十六个州县丁徭银归入地粮。他当即命令地方官员按户稽查，将有丁之粮归之于地，无丁之粮核实酌减，属于逃亡之户，一并减免丁粮，而各州县的地丁银也随之一并得到蠲免，全部摊入地粮征收。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

　　经历了十多年的内乱之后，中央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拿出大笔的钱粮来帮助山西赈灾的，中央所能做的，就止于减免本应上交的，这已经是尽了中央最大的能力了。

　　中央不能，老九只好向外寻找援手，他积极联络李鸿章、阎敬铭、丁日昌等人，为山西赈灾呼吁，向他们要。好在这些人大都是他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交情深厚。他们也发挥了“天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局精神，在他们的帮助下，老九筹集到了较其它受灾省份更多的拨款和赈粮。

　　但是这些钱粮相对于诺大的山西又只算是杯水车薪。老九再三思虑，他又想起了当年湘军出征时的做法，奏请朝廷批准重开捐纳，说白了就是“卖官”。清朝时期，“晋商”本就是全国有名的，商人发了财，买个官员的身份，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在“丁戊奇荒”中，山西通过卖官鬻爵得到的捐银高达10，290,000余两。算是对山西赈灾起了支柱性的作用。整个山西在灾荒期间“先后放赈银一千三百万余两，米二百余万石，活饥民六百万人”。

　　灾情过后的善后期间还免除灾民的徭役，每年为山西百姓节省钱钜万。“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民德之，为立生祠。”过后，山西百姓对老九感恩不己，为他建立生祠，把他视作“生佛”。

　　67岁那年，老后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许多官员特别是山西籍的官员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山西寿阳籍籍官员、祁隽藻之子、时任左都御史的祁世长撰挽联道：

　　公为儒将名臣，武略文韬，威德遍大江南北；

　　我感故乡遗爱，救灾输粟，精神在三晋云山。

　　祁隽藻就是那个当年对咸丰帝说曾国藩是一个布衣，匹夫登高，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以至于曾国藩刚刚到手仅七天的湖北巡抚一职又被皇帝收走了的那个人，他的儿子对老九当年任晋抚时为山西百姓救灾的事迹念念不忘。

　　著名金石学家，和老九一样做过东河总督的吴大澂亦云：

　　率湘军转战一十八行省，论三朝将相名臣，难兄难弟；

　　为晋邦全活数千万灾黎，宜百世子孙食德，尔公尔侯。

　　时任山西布政使的奎俊则送挽联道：

　　东南半壁仗元勋，溯六月摧坚，十稔坐镇，寰海震威名，幸承寄语停骖，客路犹教亲矩矱；

　　庚癸频年全活命，看万家生佛，八座福星，士民咸顶祝，讵料耗传折柱，寒江空自荐蘋蘩。

　　此外，时任太原府知府的吴鸿恩、甘肃新疆布政使饶应祺、山西侯补知县周中佐、山西武乡县知县李寿芝都以挽联的形式表达了感恩之心。

　　如果说，一个人称颂可能属于曲笔之类，那么，一批人同时称颂，那就只能说明是盖棺论定了。

　　或许，正是巡抚山西期间的从政经历，一举粉碎了老九此前关于“老饕”的谣言。这一期间他的所作所为，充分展现出老九深受湖湘廉官文化影响。从老九抚晋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从政思想正是以洁己爱民为核心的，是周敦颐“出淤泥不染”精神和岳阳楼“先忧后乐”精神的传承与实践。

　　1、洁己爱民，整饬吏治

　　在军事上，老九算是一个天才的军人、统帅；在行政上，老九也是一个天才的官员。他没受过一星半点的军事训练，在做巡抚以前，也没有做过一天半天的基层地方官员。他学历不高，不是儒家正途出身，却和古代那些名将良相一样，上马杀敌，下马牧民，官声斐然。老九的经历再一次证明了李鸿章所戏言的那句话：假如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没用了。

　　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或许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做官是最容易的事了。而今很多人一面拼了老命把官做，一面却把做官视为畏途，认为做官是高风险的行业，恐怕是误解了做官的本意，是真正不会做官的表现。

　　老九用四个字把做官的精髓概括得非常精到，那就是“洁己爱民”。做到了这四个字，做官可以说真的很容易。

　　老九抚晋期间，最大的困难不在赈灾，而是“安民”。换言之，就是如何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这恐怕是古往今来永恒不改的主题。

　　其实，官场没有新鲜事。我们今天很多官员碰到的麻烦事，100多年前的那场二百年不遇的大灾中间，老九都一样碰到过。吏治废驰、官贪吏暴、灾民饿死、刁民闹事、百姓京控(上访)，没有哪一样让人省心。

　　老九认为，要处理好这些麻烦事，首先要找到造成麻烦的根源。

　　面对二百年不遇的大灾荒，山西境内不少地方官慌了手脚，有过丰富的军事经验的老九，一如大战在即，力倡镇静。盖以灾荒太甚，民食维艰，与其传令扰民以失民心，不如镇静无哗而固众志。”身为地方官，如果遇事不能镇静，那么老百姓只会更加恐慌，加剧灾情。“只有冷静下来，认真查找原因，寻找破题之策，才能缓缓图之。

　　他到任不久，就敏锐地发现山西吏治废驰，判断出灾荒其实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人祸。这人祸不是由于所谓的“刁民”引起的，相反，他指出是由于官员引起的：

　　“废弛二字乃近来之大病，法制弛而因循颓惰妨民之事日多，政行弛而盗贼奸宄忌惮之情日少，又且泄泄沓沓，公事颟顸，官常骽髀，禁不期其必止，令不期其必行，使有纸上之虚文，更添格外之枝节，以致有弊无利，有名无实，此正有志者力图整顿之秋也。”

　　老九不愧是老九，一如他征战那样，目光所指便是敌人的软劣：“正本清源之治，必自官之一身始”，而要治官，先得洁己。“必先官身处于无过之地，而后可以责人”，已身不正，如何责人?下属官吏为何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其要害在于自己无以服人心。

　　“平日苟无以服其心，遇事又被之执其短，则吾辈挟其桀黠奸猾之伎俩，寻瘢索垢，列状上闻，比比有之。然昔贤所至，吏畏民怀，能使奸猾敛迹，豪右侧目者，果操何术哉?良以平日洁己爱民，足以服其心；信赏必罚，足以慑其志。平时不能服人心，遇事又被人抓住短处痛处，正是吏治废弛的缘起。

　　因此要整饬吏治，必先治官。很多人口口声声爱民，却完全不懂民心所在。

　　要实心爱民，当官者就应当把民事当作家事。“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从民生起见，舍为民而言办事，其事可知，其居官更可知矣”。为此，他不断地训导属吏，“身居民上，刻刻当敬以持己，又宜凛若朽索之驭六马，可期慎而不败。”敬以持己，就是洁己，洁身自好，敬民畏民，好比用一根快要朽断的绳索来驾驭车马，必当小心谨慎方能免于覆辙。

　　他告诫官员，爱民，是因为当官的衣食日用都取之于民：“吾辈履任握篆，日用饮食、衣服之需，何一非天家之所赐，何一非从民膏民脂而来?”所谓“父母官父母官”，官不是百姓之父母，百姓才是为官者的衣食父母，民如能免一分苦累，便有一分生机。“惟以恤民为心，恫瘝在抱，一日在官，办一日之事，尽一日之职，居之无倦。”古人把官员称之为“民之父母”，其实是说为官者应当把百姓之事当做自家的事、官事，“治民如治家，斯不愧民之父母。”

　　既称“父母”之官，那么，“县令为一县之主，当平民与民之纷争；长官为一省之领袖，当平官与民之纷争，只问理之是非，事之曲直，情节之实在，心秉大公，无所左右。固不能优容宵小，长衿棍之刁风，亦不能袒护官员，滋地方之流弊。惟能小心谨慎，洁己爱民者，不获罪于穷黎。”

　　由此可见，老九的洁己爱民方才不得罪百姓的思想，完全是以民为本，真正抓住了从政为官的要害，把住了官民关系的命脉。

　　洁己，既是一种操守，也是一种准则。他还提出“操守是居官大要，廉明乃为政根基。”洁己，说白了就是“廉明”。廉明就是要做到“居官不要钱，鬼神犹畏之。”显然，乃兄曾国藩“做官以不要钱为本”的“八本”思想在老九这里得到了传承。

　　他引《周官·六计》中“以廉为本”之语，进一步指出，“而其所以能廉者，则在乎俭。”

　　俭以养廉，是其兄曾国藩实践“做官以不要钱为本”的保障。经历了“挥金如土”之快，也经历了经济困窘之痛的老九，大概颇有些感触了，终于悟出了其中之道道。他对属下的县令说，有些州县长官，新到一个地方为官，跟随的朋友多或四五人，或八九人，家丁多或数十或数百。亲戚故旧，子侄弟兄，不远千里奔走相随。饮食耗之，衣服耗之，束脩耗之，来往川资则又耗之，稍有亏累，就不得不从百姓身上打主意。有的长官身边的属吏，趁机借主人之威风，行为害百姓之贱行。所以，官吏之贪而不洁，与其不俭有着直接的关系。于是，他苦口婆心地规劝这些官员，假如能平日里多留心些庶务，则幕友可以稍省几人，以一个而兼数事，则家丁可以少用几个，一切起居饮食，舆马衣服，务崇朴素，则日用均可以从简。这样一来，也就不必贪。

　　除了要求朴素之外，老九还强调，爱民从约束手下胥役开始。他指出，“胥役惯以斯民为鱼肉，凡地方妨民之事，半由此辈生出，严束胥役，最为民除弊。手下紧要功夫，地方官安民之政多端，……而此事极为切实者也”。因此，“夫善爱民者，必自严治衙蠹始”。

　　他要求各级官员用人时宜择洁己奉公之品。真正为好官者，左右无此伺候之人。“家丁本无恒产，以奔走营生，原少一定之性情，心术往往视其主之好恶爱憎为转移。主尽忠则仆有义，主尚仁则仆亦滋，气谊之相感然也。主贪利则仆行私，主好残则仆亦刻忍，近墨者未有不黑者也。”

　　他严饬下属官吏“严查胥役，使之不得苛索舞弊”，当时凤台县饥民众多，动用仓谷，设厂放赈。为做到“实惠及民”，曾国荃饬导属吏，督率绅耆，认真办理，“不假胥吏之手”。“以防不肖书吏勇役从中舞弊”。“凡有能为好官者，必先清署内以端其本。凡能清署内者，必先自治其身，立于不败之地。身者万汇之所瞻仰，虽有掩着之工，不能瞒近侍之人。《周官》六事，以廉为本，廉为体，六者其用也。”

　　他提出，“立政者首在除奸用贤，必先远佞”，“事以得人为本，以察吏为先”。“官正则民不敢以邪妄干，官公则民不敢以私曲试，官廉则民不敢以贿赂贡，官明则民不敢以朦混尝，持循既久，相信以心，滑吏无所用其奸，蠹吏无所施其伎。”

　　针对山西吏治败坏，官员贪污克扣赈灾银粮等现象，曾国荃在赈灾的同时对贪官予以严惩：

　　1877年3月，曾国荃上疏，参吉州知府段鼎耀、荣和县知县王性存、阿东解粮委员、试用县丞郭学海漠视民生、扣留侵吞赈银、中饱私囊，请求查办。

　　1878年，曾国荃发现阳曲县仓书李林儒、孙毓树利用职便盗米50石，审明案情，就地正法。

　　同年，又参稷山县知县王懋庚于大灾之年无视民生，“私派捐输，修理衙署”，奏请革职查办。

　　1879年2月，上疏朝廷，指永济县知县洪贞颐在征收光绪三年上忙钱中征多报少、克留备用，请旨查办。

　　对品行不端的官吏，曾国荃也建议革职查办，决不姑息。如曲沃县知县张鸿达“素性嗜利、罔恤民艰”，山阴县知县李国玠“居心险诈”，试用直隶州州判王锡金“性情狡狯、惟利是趋”，宁武府经历余作霖“躁妄喜事、动辄要挟”，忻州吏目谢锡莹“擅受滥刑、任性妄为”，寿阳县典史魏锡龄“多方苛派、扰害闾阎”，均请即行革职。

　　至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曾国荃上疏参劾并予以处置的地方官吏计有四十余人。曾国荃整饬吏治、严惩赈灾中的舞弊行为，有助于切实地赈恤灾民，缓和官民对立，刺激相关官吏秉公任事，促进赈灾成效的提高。

　　在治官上，老九可谓毫不手软。然而，在治民上，老九却相当谨慎。他对当时的连坐之法表示出不满之情，“夫一家为盗，九家连坐，酷烈之诛，固不可为训。”因此，要求属下官员“断不可妄戮无辜一名”。

　　老九的个性也在这期间真实地呈现出来了。如果说过去战争中出于需要，对于某些不能洁己爱民的部属，有时不得已只能忍耐，无法行惩恶扬善的话，那么，此时的老九则完全没有那些顾虑了。他非常反感那些空方塞责之徒，在下属面前反复强调，“为治不在多言，而在力行”。“总以实心行实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是。”

　　辽州和顺县令既按亩而苛捐，修理衙署，复匿灾不报，征收钱粮。老九察知以后，严辞谴责：

　　为民司牧，每事必先有利于己而后敢为，若无利于己而仅有益于民，不曰于我无与，则曰何苦乃尔。及至流民即于饥饿死亡，则曰：岁也，非我也，是何异以挺与刃刺人于死耶。夫以此种居心而为官者，何以为子民之父母?何以为属官之表率!括万民之脂膏，供一己之燕安，任听民间卖儿鬻女，尽填贪吏之欲壑。摘去顶戴，以观后效。

　　老九一眼看穿了那些处处以利己与否作为办事不办事的原则的官员的心眼，毫不留情地揭穿在众人面前，让它没有存在的机会。这正是老九廉而又明的体现。

　　他说过，“事之所在，权即寄焉；权之所在，利即归焉；利之所在，弊即从焉。故作吏者，断不可以不勤，尤不可以不明。”抚晋的成功，正缘于他勤廉心明。

　　为此，他也多次告诫属官，“凡地方官之于民事，必须察其由来，究其归宿，兴其利必先防其弊，务其实不自矜其功，而后实惠可以及民，经久可以无弊。尽一分心力，必有一分效验。譬之举业，素习枯窘之题，必能驰骤于长节连章，此可以理信之也。”

　　为政者兴利除弊，要察其由来，究其归宿，用如今官场惯用的话语来说，就是要科学决策。决策要符合科学规律，有科学依据，老九也算是无师自通。他在山西赈灾、安民上的种种举措，也都要归根于此。

　　正如他所说，“为治原无墨守之法，要在因地因时，实实于百姓有益为程度。故良药不期于执方，期于利病；善政不期于泥法，期于宜民。”所谓因地因时，就是科学决策的依据，所谓于百姓有益，就是科学决策的旨归。

　　他用牧民与牧羊来打比方，告诫官员“驭民之道，待良民宜宽，驭匪类宜猛，疾恶如仇，方能爱民如子，施吾辣手乃得吾婆心。牧马去其害马摥，马始蕃；牧羊去其害羊者，羊始生。”。就是要分清良莠，良莠不分，如何兴利，如何除弊?

　　谁也想不到，昔日的辣手军人，如今一旦转为行政长官，竟是如此心细。

　　他完全是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利弊的：“与民兴利不如为民去弊，去其弊而后利足以及民，兴其利而不防其弊，则利或反为民害。”

　　其实，这一朴素的辩证法则，完全源于老九“以己心求民心，视民事如家事”的为政观，即所谓将心比心而来。

　　守令之好坏，根源就在于他有无爱民之心。“官果有爱民之心，往往一言之善，闾阎互相传颂，志之不忘；官苟无为民之心，虽日日与之言兴利除弊，而民终莫之信，知其口惠而实不至也，此岂尽民之无良哉?”因此，他又指出，“为政者断不可失信于民。”“一守贤则千里受其福，一令贤则百里受其福。为守为令岂别有异术哉。惟体民心，以己心视民事如家事。官有勤政理讼之实，功名自著，移风易俗之实效，如是而已。”

　　处理官民关系，不就是要“体民心”吗?老九在儒家学业上不得志，可是，耳濡目染，儒家理学传统的经世思想老九算是真正读进去了。想想现今不少官员畏民惧民，要么拒百姓于千里之外，要么视百姓为刁民，下意识把官民关系摆上一个对立的层面，不就是由于不善于“体民心”吗?

　　被无数读者视为一介武夫的老九，却能清醒地看到官民关系好坏的根本，他说：

　　“长民者，不患民之不我尊，而患民之不我亲。尊则由于畏法，亲则易于感恩。民有求于官，而官无不应。官有令于民，则民亦无不乐从。故民不觉官之可畏，只觉官之可感。官亦不觉民之可疾，第觉民之可爱。”

　　任何时候，要使百姓亲官尊官，必得首先亲民尊民。“真心为民者，常以民为不可轻；实心处事者，常以事为不易办。”

　　2、保富安贫，培养元气

　　赈灾期间，老九还提出了保富安贫、培养元气的行政理念。

　　山西这场大灾荒，极大地伤害了当地的元气。其历时之久，也使得要恢复元气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居官以培养元气为要，以顾恤民隐为先”。这是老九在抚晋赈灾期间大力倡导的一种治理理念。因为灾荒过于严重，超乎人们的想象与预期，以至于长时间无法缓解。一些地方官便在富人身上打起了主意，有的甚至强行要求富人捐款捐物。

　　老九知道后，立即进行纠正。他强调“保富方可安贫”，保富于救荒大有裨益。“富民者，一乡之贫民所资以为生也。荒年民迫于饥，无物不卖，且称贷者多富民，利其价之廉、息之倍也。……在富民虽为利起见，而贫民之赖以全活者多矣。”

　　不得不佩服老九的洞察力。历史上极少有人如此重视、强调保富，更别说保富就是保元气了。诚然，在灾荒面前，富人往往极容易成为灾民仇恨、打劫的对象。仇官、仇富情结此时稍不留意就会如星星之火一样，迅速被放大。“和尚没老婆，大家没老婆”嘛!如果我们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湮灭的话，还可以回忆起那段打土豪、分田地的如火如荼岁月，和那段斗地主、没收官僚资本家财产的经历。以至于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人以赤贫为荣，人人以富为耻；以至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人们还表露出怀疑、观望的态度。

　　老九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了根据，他指出：“圣贤经济之学，皆谓富民为国家之元气，《周礼》养民之条亦曰安富。诚以富民者，一方之贫民所资以为生也，今欲籍富民余粟以赈贫，违背了圣人之道，易启奸民觊觎之心。”

　　《周礼》关于养民必安富的观点，历史上似乎并不被重视。相反，孟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倒是时时被人提及。“劫富济贫”、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由此引发的仇富、劫富现象也屡见不鲜。老九出身并非富人，其祖辈世代务农，小时候吃过一般穷人都吃过的苦，却记住了《周礼》把富人看成是一国之元气的训条，并且把它应用到赈灾上来，当属难能可贵。

　　他还反复对多位县令晓之以理，“一村之富户，未必能赡一村之贫民。即便力足以瞻，而合村之亲疏老幼安坐以待富民之为之谋，既无此情，亦无此理，非惟富者所不欲，抑亦贫者所不安。”就是说，劫富济贫并不是解决穷人生计的根本办法，相反，劫富济贫为害更深。“分一家之粟不足以供百家数日之食，分一家之财不足给百家数日之用，而富者方栗栗危惧，病富之为累，几欲求为贫民而不可得者，目前之财粟且不能保其长有，岂又假置房田广借贷以营日后之利哉?于是富民以富为讳，而贫民必愈窘，饿殍必愈多。”

　　劫富济贫的结果只会使人人不敢求富，富人不敢言富，更不敢济贫，那么，社会财富则不可能生产，社会经济断不可能发展，为此，老九提出“明刑保富为第一要义”，防止“无赖恶豪”强行攫取富者之财，致使富者之财闭而不出，最终导致饿殍愈多，民生愈困：

　　时值大祲，以明刑安富为第一要义。不明刑，则无赖恶民乘灾滋事，而富者不安矣，富者不安，则相率饰为匮乏，不敢自挂有钱之牌，以招抢掠之祸。于是，贫民有称贷者，彼不敢放也。有鬻宅田者，彼不敢买也。以致远近大小粮贩闻风裏足，不敢复来。民间之财脉不通，外粮之接济又嗷嗷众口，饿殍不愈多耶?况不能明刑以安富，流弊无穷。

　　谈到流弊，老九还指出，“安富非止为富民计也。纵贫民以扰富民，则富民之气日馁，贫民之气日骄。彼且谓官之所爱者贫民也，我即稍有不法，官必不我禁也。官之所恶者富民也，我即取而瓜分，官必不我责也。”安富表面上对富人有利，其实对穷人更有利。否则，只会误导穷人行不法之事。到那时，社会就会动荡，为官者也难以消停。

　　他要求县令们去鼓励热心的富民行乐善好施之义举，但要坚决制止强迫富人好善乐施，摊派捐助。并且指出， “劝绅富捐粮本好，若因偶不听从，遂将富民之积米封存，势与查抄相似。”要求官员拿出诚意，去感动那些富人。“天下无不可动心之人，特患官场不肯出诚意以感孚之耳。出自富民之好善乐施则可，若垂之为救荒之宪典，恐起无端油火之案。”

　　沁水县令看到灾荒之年，民间报赛祈神并没有停止，所费不赀，或一会而费中人之产，或一戏而耗百日之资，为民惜财起见，请求巡抚大人予以限制。老九对这一提议朝廷了驳斥，相反，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提出，要各属县在保证地方安定的前提下鼓励赛神、演戏、祭祀，以“耗富民之财，使贫民藉以生活”。

　　有钱人办庙会、演戏、祭祀，为什么要限制禁止呢?这在老九看来是很荒诞的。在今天看来，这不就是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么?老九向这位县令讲述了当年范仲淹的故事，他说：

　　富民以观戏而耗财，贫民正以有人观戏而借以谋生。昔范文正公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月，日率宾客士大夫往观，夫岂不知竞渡之耗民财哉?正欲耗富民之财，使贫民借以生活耳。

　　赛神、演戏等事，最为贫苦小民之利。

　　范仲淹，谥号“文正”，故称范文正公，一如人们以曾文正公称曾国藩一样，《岳阳楼记》的作者呀!老九能从历史中找出范仲淹的事例来，恐非寻章摘句而来，当出于年青时在湖南受“先忧后乐”的岳阳楼精神的熏陶，这也是范仲淹对湖湘文化影响的又一例证。

　　富人举办演出，耗费的是富人的钱，与穷人无涉；而穷人正好借此机会出力，摆摊设点，做出小生意糊口，这不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范仲淹治理灾荒时，不仅不禁止搞竞渡的文体活动，反而把这一活动的期限延长，办成一个竞渡“文化节”，很好地拉动了消费，增加了穷人的收入。

　　这样的例子，那些出身科举、饱读诗书的县令们竟然一无所知，一个军旅出身、读书不多的优贡生反倒了然于胸，不知他们的书是怎么读的?

　　他又引《吕氏春秋》，来告诫这些县令：

　　《吕氏·实政录》谓：富者为贫民者元气之所存。地方官但能护卫富民，使之安然而无忧，坦然而无惧，则彼将因荒年物价之贱而置房田、买器具，或大为贸易以求数倍之赢，或出放粟米银钱以营数分之息。谋利既切，用人自多，而贫民之有才有力有器具有房田者，遂人人得以效其奔走，易其钱财，虽在凶年，何至遂填沟壑哉?

　　灾荒之年，假如富人把钱粮都收得紧紧的，那么，穷人就是有钱也没去消费买到粮食，那不是等死么?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惜这些高高在上的地方官员都不懂。只有保护好富人，免去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把多的东西拿出来，与穷人交易，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利润，穷人得到活命的粮食，这是互惠互利的事嘛。只要富人不是趁机囤积粮食，或者哄抬物价，他就不违法。

　　总之，老九要求各州县长官，“为官治民，不论贫富，只留问其犯法不犯法，不必吹求其悭吝，方为公允。”其实，说到底，万变不离一宗：“事不征诸法典，法不载诸律例，碍难允行。”作为地方官员，只有依法办事，公允办事，才是真正的“体民心”，归结到一点，就是老九反复强调的“以不取为予，以不扰为安”。

　　老九抚晋二年，在他的努力下，三晋百姓终于度过了山西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这次灾荒中最为难熬的阶段，不久他就奉调进京，尔后出任两广总督。后来在两江总督七年任上，他又把他在山西的做法变通应用到两江的行政治理上。

　　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的《申报》对他离开山西时的场景作了生动的报道：

　　“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晋抚曾沅甫爵帅，由晋启程北上。……绅商士庶以及农工行户、满汉营兵皆公送。长生禄位，万民衣伞，不计其数。宪即出城，经过街市，绅民则攀辕卧辙，铺户行商民等皆步送出城。四乡百姓来观者，数以万计，……南门外香案摆至十里之遥。非深得民心，何能若是哉?”

　　长生禄位、万民衣伞，攀辕卧辙，香案十里······此等场景，我们只是在古装电视剧中见过。以《申报》当年的影响和公信力，如果不是亲见，断不可能红口白牙地瞎编。

　　呜呼!时人称老九“功在吴楚恩在晋”，诚为他一生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