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这本《万历十五年》，巧妙运用1587年这个节点，辅以当时人物，解答表面平和下的官僚危机问题。在这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含有争议的人物，比如“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

他有遵照执行法律时的“古怪”，司法建议中含有人权精神。

他发自内心尊重法律，最高限度执行法律、法条。“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官至二品，身后时“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敛葬之资”。他刚正不阿，执行法律的同时，始终重视伦理道德指导作用。“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为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企图用自己的不成型的司法建议弥补当时组织上和断案技术上的不足，实际上蚍蜉撼大树，并未产生实际的效用，反而成为官僚们讪君卖直的突破口。用现在的眼光看，海瑞的司法建议有人性关怀，并未刻板追究司法的绝对性，而是看到善恶在案件中的成分。

他是忧民忠君时的“模范”，为官力戒奢侈、官僚形式之风。

鄢都院节使受命去淳安县清理盐法，还没有到淳安县就先写一篇“素性简朴，不喜承迎”的官样文章，当时正是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海瑞受到通令后直接写了一个廪帖，内容写的是他听说钦差大人奉命南下时每到一个地方一定有酒席，每场酒席费银还不少，金花金缎不间断供奉之类，意思是“你沽名钓誉，好意思招摇过市”。接着又说如果拒绝不了地方官这般阿谀奉承，将来办事肯定不能公事公办。鄢懋卿连淳安都没进，直接绕道走了。这样直言抗命，以他的作风和强硬性格，官场上可能直接丢了他的乌纱帽。历史的长河里终究为他留下一个位置，以至于因为他敢于和后来被定义为坏人的鄢懋卿对抗而名声大振。这算是讪君卖直的正面例子。

海瑞单纯朴素的清正廉洁思想。虽然戴凤翔代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将罢免海瑞的奏疏“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呈于御前，也不能否定海瑞清正廉洁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海瑞和张居正一个被评为“奇特、怪癖而执拗”，一个被评为“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他们为改变帝国现状而上下求索的精神。洪武皇帝推行的农村政策以及整套政治和经济制度，影响深远，后果明显：“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已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这也是为什么海瑞企图用自身对善恶的甄别的长处换取判案的公正，将洪武皇帝的原则封为金科玉律，一意重农，提倡俭朴，当时的弊病却无法通过弥补的方式消除，反而加深社会矛盾。海瑞退休后编写了他为官时的记录，文字间有强烈办好事情的愿望，也极力处理琐碎的问题，的确能反映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比如推行“一条鞭法”。因其有简明易行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还是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从海瑞自身要求而言，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事例自然也不用多说。毕竟历史上廉政的官海瑞榜上有名。

海瑞定式思维贯穿整个人物命运。实际上，海瑞在官场沉浮几十年，辛辣又谨守人臣本分的奏疏也曾直接送到皇帝案头，但是再现代的思维也不能忽视海瑞看事情角度单一的缺漏。海瑞的奏疏直接否定上位者一切作为，只差没有说皇帝你是个废物，我告诉你怎么去当个“尧舜之君”。海瑞处理豪绅富户徐阶农田案子之后，热情高涨，在处理具体案子时，又师心自用，忽视南方农田地形和灌溉的关系，将农田分成无数小块影响连片灌溉；忽视农户与产业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直接一棒子打死；忽视对地方时实际情况作周密考察，也没有法律明确的条款，更没有通过调查案情和听取涉事人申辩来公正断案。所以这样的单一角度和僵直的思维，直接导致他后来被迫退休，即使后面重新启用，也已经处于一个尴尬的“形象大使”地位。何谈有机会服务于民？

“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法是一把利剑，我们的队伍要信念坚定、为民执法、敢于担当、清正廉洁，需要看到法和人的关系，尤其是从旧例中进行现代化的反思。海瑞的廉政思想不用质疑，然而能力不匹配，其积极影响无异于是被风吹走的尘埃，徒有名声未有丰碑。我们自身需要不断加强理论实践学习，提高综合素质，才能在历史的长河里顺应时代的回应继续往前走。（杨柳铺乡纪检专干 谷绍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