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姑妈吗?有什么事啊?”今年正月初七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显示是“姑妈”来电，我按下了通话键，对着手机喊话。

　　“我不是你姑妈，是金花大姐，记得我吗?我在你家小区门外，你姑妈带我来的，新年大节，给你母亲拜个年。”

　　胡金花，我叫她金花大姐，我当然记得。2015年，我回到离城70公里的老家任驻村指导员。在一次入户走访中，我了解到她夫妇俩都是残疾人，还要赡养70多岁的残疾母亲，但脱贫愿望强烈，我鼓励她养羊，并请求永定区残联给予扶持，区残联核实后，先后投入3万元给予专项扶持。

　　我急忙赶到小区，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胡金花坐在小区门外的石条上，脸蒙一块旧毛巾，两只眼睛露在外，没有半点光泽，地上一滩呕吐物，60多岁的姑妈正在那里打扫，旁边一根竹扁担两头各绑一只麻袋歪歪地倒在地上。姑妈说胡金花坐不得车，一上车就胸闷，沿路一直呕吐。我打开那两只麻袋，一堆腊货土货旋即跃入眼帘，其中一罐土蜂糖，正是经常咳嗽的80多岁母亲所急需的，她早就叫我买，我一直没买。

　　我知道，无论母亲再需要，我们都不能收，我是纪检干部，摆在第一位的只有纪律。但她是我的乡亲，千辛万苦大老远地进城，如果一脸严肃地叫她挑回去，简直比割她的肉还令她难受。我肯定要退给她，但得想办法。

　　我赶紧把她们请进了家，给他们弄饭。母亲高兴地跟她们拉家长，胡金花乐呵呵地扳动指头算账，现在山羊存栏已有300多只，每年出售60多只，年收入达4万多元，老土坯房推翻重建了，还说如果不是我帮助跑资金她仍在受穷。说话间胡金花把那罐蜂糖递到母亲手中，母亲很高兴。当夜，她俩都在我家住下并很快入睡。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想了几个办法，最后还是决定周日租辆车把那些土货腊货一股脑儿退回她家最靠谱，顺便给母亲买罐土蜂糖。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班去了，临行前把家里备用的晕车药交给母亲，叫母亲给胡金花车上备用。她俩吃过母亲做的早餐，高兴地坐车返乡了。

　　晚上，我把退礼的决定告诉给正在咳嗽的母亲，母亲很支持我，说道：“我早就想对你讲，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给人家退回去，你爸爸当干部时也是不收人家东西的。只是这罐蜂糖你给她出钱买应该可以吧?”

　　“她妈咳咳吐吐，也要喝蜂糖，都退给她，我回来一定给你买一罐。我告诉母亲并继续说：“妈，年前我给你买的那件新棉衣，你也没穿，我就先送给金花她妈穿，新年大节空手进门不像话，冬天再给你买一件。”母亲若有所思，最后还是平静地说：“你拿去吧。”

　　三天后的周日，我租了一辆私家车，行程70公里，把胡金花的年礼一件不少地退了回去，那件新棉衣也送给了她母亲。在弯弯村道上掉头后，我叫司机加快油门，怕她一家人都跑出来把更多的土货腊货塞上车。果然，当我转过身时，看见胡金花夫妇提着那两个麻袋，一包糍粑，她母亲提着两只老母鸡，艰难地在离家二十余米的村道上不停地一边蹭一边喊车停下，我鼻子一酸，赶紧转身。车行至另一座山村，我几处打听，终于在一户农家里买到了一罐土蜂糖。

　　在回城的路上，我如释重负，不由轻轻地哼起了《守住清廉》这首歌――守住清廉是本分，决不拿老百姓的一分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