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代廉吏杨昌浚为何被打入污点官员的“另册”

　　一提起“清末四大奇案”，人们马上会想起“杨乃武与小白菜”，而这一“奇案”因为电视剧的传播而格外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主角之一的浙江巡抚杨昌浚更是被人嘲弄和痛骂至今。

　　然知晓历史的人，却无不为之抱不平。因为这个杨昌浚实在是清末一个有名的廉官。

　　一代廉官为何会遭人嘲弄?

　　这是不是历史的误会?或者里面有值得我们警醒的教训在?这个人跟湖湘文化的“莲图腾”又有什么关系?

　　一、勉为苍生留十稔

　　说到杨昌浚，就不得不提到一幅画。这幅画的题名便是《周濂溪爱莲图》，画的作者正是这位杨昌浚。他在画上还题了一首诗：

　　毕曲莲塘路，荷开望里深。

　　花多逼水面，船小放波心。

　　放棹幽芳袭,，香气满湖侵。

　　末尾落款是“略师新罗之笔海上云溪外史杨昌濬画并题”。

　　又一个“莲图腾”的推崇者。

　　又一个周敦颐清廉精神的承传者。

　　原来，这个杨昌浚正是地道的湖南人，是湖湘廉官文化的又一代表人物。

　　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号镜涵，别号壶天老人，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今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西阳镇)人。他生于清道光六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自幼聪慧，身材魁梧，臂力过人，二十岁跟随晚清大儒罗泽南读书，二十五岁补县附学生员。后跟随罗泽南出征与太平军作战，加盟曾国藩的湘军。咸丰六年，其父死，回家守孝三年。

　　咸丰十年，应左宗棠之招，复出从军。先后担任任知县加同知、衢州知府、浙江储运道、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病逝后，清政府诰赠其为太子太傅，在其任职过的地方建立专祠。前后居官五十余年(其间任封疆大吏二十二年)，仕途坎坷，三起三落。

　　杨昌浚十世布衣，其父杨荣琥只是一个手工艺人，以帮别人织物维持生计。苦出身的杨昌浚养成了俭朴的生活方式。

　　咸丰年间，杨昌浚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从乡邻那里借来三吊钱和三个咸鸭蛋上了路。一路上省吃俭用，顺便为别人抄写文书和做苦力。到达京城后还剩一吊钱和一个半咸鸭蛋。考中后，他将剩下的钱和鸭蛋带回家中，交给其母亲，说以后要以此来教导后人。这样的故事在他的老家流传很久。

　　他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家族内“秉忠诚以继宏农传统，持廉洁以振清白家声，励志修身家齐治国平天下，诲耕读，习文奋武展雄略”的家训，奠定了杨昌浚清廉自好的品质。

　　做官后的杨昌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这种品质。由于自小家寒，父亲为他娶了邻居陈翁四岁的女儿做童养媳。陈氏比他小半岁，小时两人就一齐放牛砍柴，嬉戏玩乐，有着深厚的感情。杨昌浚在外求学，父亲常常在外打工，陈氏便在家充当了主要劳动力，下地耕田，蓬头赤足，好像粗婢一样。杨昌浚做官后，亲族都嫌陈氏配不上他。这时，一个谷米富商愿意以良田十亩银千两，及其他丰厚的嫁妆将其独生女儿嫁给他。这么优厚的条件，使长期处于贫困线的杨家父母心动了。父母与杨昌浚商议，不料他坚决拒绝，说：“陈女素勤劳、孝顺而人无失德，容言亦不下中人，儿但见其善，不知其他，何得轻弃稔知之佳妇而别求不知之人呢?世俗人的等级观财富观皆鄙夷不足道，儿方欲力挽世风，归于厚淳，何得身自捂之?吾家历代素寒微俭朴而崇尚勤劳，此正富家小姐之所难安、儿之所引为骄人者。女家亦甚寒素。女父与吾父皆至诚君子，累世通家，何得以素所骄人者自馁，便做鲜仁缺德事伤害人?儿与该女夫妻名分早定，虽各以礼相待，言不及谑，然彼此实心相爱重，由来很久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安忍弃糟糠，使其饮仳离之恨，滋我终身之愧!愿母勿复言!”

　　一席话，将父母说得无言以对。见儿子态度坚决，父母也果决地拒绝了富商的好意。

　　一次，杨昌浚回湖南老家，偕夫人徒步去拜望岳父，岳母准备设宴款待，杨昌浚急忙阻止：“我久不吃家乡的红薯、豆腐、蔬菜，只此几样便够。”并招呼夫人一同下厨。吃饭时，作陪的都是儿时旧人，见他筷戳红薯，吃得香甜爽口，都起而把盏，称其是“不忘根本的薯蔬总督”。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远道而来探望，观看了屋东的菜园，这时萝卜、芥菜受风摇曳，长势喜人。杨昌浚以家中小菜招待了这位远道来的朋友，沈葆桢不禁食之过量。随即在粉墙上写下了苏子瞻的《撷菜诗》：“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替这位“薯蔬总督”解嘲。

　　然而，对于布衣蔬食的生活，杨昌浚却很是怡然自得。

　　发达之后不忘本，考验的不仅是杨昌浚的善良人品，更彰显了他高大的人格。

　　杨昌浚的“不忘本”还体现在对待穷苦百姓的关爱上。

　　他自始对贫苦百姓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家附近有一条西阳河，村里人要外出，就只能靠一条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永济桥，年久失修，一到春夏季节多雨水期，桥面湿滑，不少人因此掉进河里。咸丰元年，他前往当时的湘乡县城赶考。由于刚下过雨，他一不留神，跌进了河里。幸亏他会游水才得以自救。

　　回家后，他对父亲说，他成就功名后一定要将桥修好，不再让村民遭受他这样的危险。

　　1882年，在外为官的他，一直未忘家乡的桥。他出资从四川运回大量长条石块，督建了大埔大桥。此桥在建国后修建溪口水库，才被水淹没。而今只要是枯水季节，此桥仍能使用。据当地人说，杨昌浚在其家乡一共修建了四座桥，其中三座至今仍在使用。

　　对于家乡人，杨昌浚是如此；对待其他地方的百姓，杨昌浚仍然是“一屡心思，除却国计民生，别无牵挂”。

　　同治元年，杨昌浚在日记中写道：

　　“兵毒之余，加以饥馑又益以瘟疫。每过一村，纵剩数人亦颠倒在地，奄奄天气，皆朝不保夕。自思百姓至今日，昔楚极矣!而浙人为尤盛。”提到开化县城“惟败壁当立，瓦石遍地” ，“气象萧索，令人垂涕”。字里行间，透露出杨昌浚对处于战乱中的普通百姓的同情和担忧。

　　同治九年，杨昌浚正式担任浙江巡抚。此时的浙江饱经战乱，一片萧条。杨昌浚先在民间微服私访，了解农民所病所急、渔民商人致困的关键所在，除了继续力行原有便民措施以外，秋后以工代赈，广招闲民流入兴修水渠山塘，严明劝勤惩惰的奖罚制度。春初集州县吏胥培训骨干力量，确立劝农惩惰办法，取缔赌馆、烟馆、乩坛和民间暗娼。在此期间，他还发动部属吏胥在西湖四周、外湖白堤两侧广植杨柳，并赋诗一首：“手植垂杨三万株，春来新绿满西湖。他年若过双堤路，漫道棠阴继白苏。”

　　淮泗大水，山东一带流民遍野，杨昌浚拿出自己的傣禄，组建贫民区，收养灾民达四万八千余口，并且还亲自来到灾疫区体察民情。

　　此外，杨昌浚还敢于同恶人做理性的斗争。浙江抚署内曾经有一恶吏，人称“郭老虎”，串通藩臬州县以及地方官绅，勾结京官阉寺，包揽词讼，以至鱼肉善良，独霸一方。在杨昌浚以前的几任巡抚制台都反被他控制。杨昌浚在任布政使等职时便已查得郭老虎不少劣迹，任巡抚不到一月，他便故意委派“郭老虎”去查一大案，趁此机会抓住他受贿作弊的把柄，由此全面调查他，追究他以前所有的罪行。最终将“郭老虎”判以极刑，并将参与官僚一并查获，任命了一批新的官僚，官纪为之一肃。当时便流行了一民谣：“清官到任，老虎落阱。”

　　曾经帮办江南军务、后来官至光禄寺卿的雷以諴亲笔赠联：“弛骤群才，尽归轨躅；彰明九德，大正纪纲。”大正纪纲，正是杨昌浚从政为民的真实写照。

　　杨昌浚担任浙江巡抚七年，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曾对高度评价了他的该段历史：“杨昌浚以余杭案去官，时论异同，臣固无庸置喙；然观浙民去思之切，亦足见其无负于浙人也。”

　　光绪三年，在他从浙江巡抚任上罢官回家时，当时在武昌任知府的长子杨彦规闻讯后，星夜起程，在其父之前匆匆归家。杨彦规到家后，见家人都养尊习奢，衣绸戴锦，不能恪守杨昌浚平日“粗衣淡食作本分人家”的严训。急唤缝衣匠赶制全家人的大布衣帽鞋袜，分送散居各地的弟侄男女等，严诫“不得穿尺绸寸锦惹老父嗔怒”。杨彦规又带头辞退过多的仆佣，只允许每户留男仆两人、女佣一人。家人以这样的举止迎接杨昌浚的归来，足见身教之严、家教之紧。

　　杭州罢官回来之后，他用自己的俸资在家乡修得土砖平房十间，和一个简单的家院，购得田产30亩。后来杨昌浚再次出仕，官任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曾写信给他，说近来乡里一蒋姓人家以平时一半的价格出卖田产，希望家中能再购得田产40亩。杨昌浚回信说：“已有田四十亩，山、土若干，再不忧温饱；比旧时、比他人家已属过分，添产何为?但益愆累耳。”

　　娄底市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当年左宗棠送给杨昌浚的木刻寿联的上联：“知君神仙中人，勉为苍生留十稔。”下联是：“忆昔湖山佳处，曾陪黄菊作重阳。”“勉为苍生留十稔”是对杨昌浚准确的评价。

　　二、转折：打入“污点官员”的另册

　　如此一个廉官，为什么落到一个被人人悉落痛骂的下场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

　　该案的主角之一杨乃武，浙江余杭人，一个书生，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举人，颇有些英气。杨乃武家境一般，生性耿直持才傲物，爱管闲事好抱不平。他为农民写过告粮骨的状子，不媚权势，不把知县大人放在眼里，在文昌阁不避行错水路的知县大人刘锡彤的官船；敢把抨击地方官吏的对联“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贴到县衙壁照。这种爱出头，爱给官府找麻烦的性格，得罪了知县大人刘锡彤，种下了祸根。

　　“小白菜”，也即葛毕氏，真名毕生姑，生得白白净净，水灵出众，容貌姣好，喜欢穿上白下绿的服饰而被当地人称为“小白菜”。

　　“小白菜”自幼丧父，八岁时，其母王氏再嫁余杭县城喻敬天。

　　“小白菜” 十六岁那年嫁给了葛品连，他就是该案的“被害者”。父亲早逝，其母带子再嫁。葛品连在一家豆腐店当伙计，这和《金瓶梅》里的武大郎有几分神似。

　　婚后葛品连以每月租金八百文向杨乃武租了一间楼房。自此，杨乃武一家和葛氏夫妻在同一楼房内居住。两人就此发生交集。

　　杨乃武比“小白菜”大十五岁。

　　葛品连在豆腐店打工，早出晚归，有时夜宿店中。“小白菜”在家无事而习学诵经，因识字不多，就经常请教杨乃武。葛品连回家屡见杨乃武与“小白菜”在一起，虽无可疑迹象，但内心中疙瘩难解，就把心中的疑惑告诉其母沈喻氏。沈喻氏口没遮拦，结果一传十，十传百，街坊邻里都怀疑杨乃武和“小白菜”有暖昧情事。在葛品连夫妇租住满一年之际，杨乃武为避嫌借故提出增加租金，沈喻氏也劝儿子迁居，夫妻就于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在太平巷另行租房。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葛品连感觉身发寒热。初九晨病愈重，便让“小白菜”拿一千文钱请继父喻敬天代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午后，“小白菜”因葛品连病情愈重，便通知婆婆沈喻氏、母喻王氏前去探视，此间曾用万年青汁、萝卜子汤灌服，但未见效，下午又延请医生诊治。至申时，葛品连还是死了。沈喻氏为尸身更衣时见无任何异状。次日晚，尸体口、鼻流出些许血水。

　　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状称疑，沈喻氏也因尸体脸色发青，恐怕中毒而死，便想求官府前来验尸。次日一早在地保的陪同下，向县衙提交了呈词。

　　余杭知县刘锡彤，天津盐山人，道光丁酉科顺天乡试举人，案发时已年近七十。他接下呈词，正准备前去勘验，恰好过从甚密的生员陈竹山来到衙门，陈竹山便把街坊传闻告知了刘锡彤。刘锡彤带着仵作(验尸官)沈祥及门丁沈彩泉来到了葛品连停尸处。仵作验得尸身仰面作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但与《沉冤录》所载服砒毒而死的特征――牙根青黑，七窍进血，嘴唇翻裂，遍身起泡的情形不同。用银针刺探喉部，呈青黑色，擦之不去，又似砒毒之症。不敢定论，便只向知县报告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而门丁却认为肯定是砒毒，争执中仵作未将银针以皂角水擦洗。刘锡彤因为有陈竹山之言在先，竟采信了门丁之言。

　　刘锡彤认为葛品连既然是被人下砒毒而死，嫌疑人无疑是“小白菜”，即将她带回县衙严刑逼供。

　　“小白菜”严刑之下，百口莫辩，遂屈打成招，供称杨乃武与自己有奸，并给了她砒霜授意毒夫；十月初九上午乘机将砒末倒人桂圆洋参汤中。

　　刘锡彤得到这一供词，大喜。于凌晨三更立即抓捕杨乃武。杨乃武凭白受诬，自然即予否认。由于杨乃武系举人，按律不能对他用刑，刘锡彤无法获取定案的口供，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但他对验尸“尸格”作了添改，杨乃武的证人证词亦被压下，没有随卷宗上报。

　　经朝廷批准，杨乃武被革去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便动用大刑，杨乃武也屈打成招。对于砒霜来源，则混乱供认系从余杭到省城杭州必经的仓前镇爱仁堂药铺购得，老板名叫“钱宝生”。陈鲁即命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但这个“钱宝生”说自己从无“钱宝生”之名，真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最终钱坦在刘锡彤“诱勒”下，同意按其意思作证，承认曾卖砒与杨乃武。口供对上了号，知府陈鲁认为已是铁证如山，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因奸毒毙本夫判决“小白菜”凌迟、杨乃武斩立决。

　　清制，杀人大案由知府衙门审理下判后，须报省按察使司，按察使通常不再直接审问证人，只是提审人犯。而当时，负责浙江全省刑名的专职司法官员按察使蒯贺荪，己是重病缠身，对此案只是“按例照转”， 并未“悉心研漱”，丝奄未起监督把关作用，不久也便死了。

　　于是，知府陈鲁的错判照转就到了浙江最高行政长官巡抚案头。

　　此时的浙江最高行政长官便是杨昌浚。

　　浙江巡抚杨昌浚接案后，并没有因为有按察使在前把关而大意。他当即采用密查暗访的方式以查明该案真相。遗憾的是，他用人不当，没有访得真相。

　　杨昌浚派人密查此案时，仓前药店钱坦竟然早己得知何人要来暗访，便与陈竹山商定，统一口径。

　　杨昌浚派去密查之人是候补知县郑锡。郑锡到余杭县后，便受到刘锡彤设宴款待，在献筹交错间，即向刘锡彤透露了此行的目的。密查己无密可言。刘锡彤最不放心的是钱坦的证言，便央陈竹山去钱坦处“串供”。这就是钱坦居然知道巡抚要派人来暗访的原委。当郑锡到仓前镇钱坦药店“密查”时，钱坦早就准备好了。

　　杨昌浚得知“密探”的信息，自然深信不疑。冤案再次错失了纠正的机会。

　　然而，奇怪的是，杨昌浚接下来再次用人不当。如果说杨昌浚前次用人不当还属情有可原，那么，后来发生的情况却不好解释了。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杨昌浚以陈鲁原拟罪名上报刑部。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自己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交其胞姐杨菊贞赴京申冤。

　　杨菊贞得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资助到都察院“上访”。都察院接受呈词后，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杨昌浚竟然将此案交给“原审法官”杭州知府陈鲁复审。谁会自己推翻自己呢?那不是打自己的嘴巴?复查的结果当然是维持原判。这恐怕用“用人不当”来解释是不通的了。难道饱读诗书的杨昌浚连这点常识都不懂?或者他寄希望于“原审法官”的良心发现、自我批评?

　　同治十三年九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再到北京上访，这一次她向步军统领衙门呈控。此次的呈控材料非常有力。十二月初七的《申报》以《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阁原呈底稿》为题予以刊登，自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天下皆知。步军统领衙门将此上奏皇帝，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桌司“亲提严讯”。

　　这一回，杨昌浚终于悟到必须要用一批与此案无涉的官员来审理，方能审得真情。就调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四名官员复审此案。一过堂，杨乃武与小白菜均翻供。数次审问均皆如此。谁知这四位官员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棘手之案既不敢敷衍，又束手无策。为了避免牵涉其中，都纷纷借办理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考试之名，各自散了。

　　然而，《申报》却将杨乃武、小白菜翻供之事作了报道，而案件又久拖不决，引发御史新的弹劾，指杨昌浚故意拖延以结案。于是新皇帝下令，该案交浙江学政胡瑞湖审理。本来是叫杨昌浚“亲提严讯”，他却委任他人，以至再次失去一次改正的机会。

　　谁知，胡瑞澜再次让大家失望了。他以昼夜熬审、刑讯相逼的方式重又把杨乃武、小白菜再次逼上了“招供”之路。

　　此时，一个关键人物起了重要作用。当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正欲动身再次进京“上访”的时候，有个浙江籍京官翰林编修夏同善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席间，他们把杨乃武曲折冤情告诉了夏同善，并托他在京设法帮助。夏答应相机进言，这事成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平反的契机。这个夏同善其时刚好与大学士翁同龡一起同时“授皇帝读”。而翁同龡与湘系将领素有怨分，此时正是他借以反击的好机会，得到了他的支持，通过他以及恭亲王弈䜣将案情直接报与两宫太后，要为杨乃武平反。

　　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申报》，《申报》对此案进行了长达三年多时间的全程跟踪式报道，为孤立无助的杨乃武、小白菜争取了舆论的极大支持，发挥了近代史上最早的“司法监督”的作用。也正是由于《申报》的深度介入，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推动了案情的发展，一时物议沸腾，家喻户晓。

　　同时，18名浙江籍京官联名向都察院呈控，力陈其中的疑点，请求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尽管杨昌浚想方设法力阻翻案，但还是挡不住这么大的力量。

　　于是，杨乃武案便走出了山重水复的困境。

　　经刑部开棺验尸，证明葛品连确实是无毒而死，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责任倒查，杨昌浚以“既不能据实平反”，又对下属“始终回护”被撤职。尽管在此期间，杨昌浚因为受到的攻击、责备太多，两次请求辞官，朝廷都不予批准，直到将他革职。浙江官场也因此发生一场“大地震”。多达20多名官员因此“永不叙用”，其中多系因军功而晋身的湘系官员。

　　从此，杨昌浚便进入“污点官员”的另册。他的形象与名声随着戏曲“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被进一步歪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除了《清代七百名人传》外，各种史籍都有意无意的不屑写他，《清史稿·杨昌浚传》对其评价为“性和撰，而务为姑息”。一般史家也都认为他身居督抚高位而能力低下。

　　三、未了的家国情怀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深得左氏信任的杨昌浚复出，在帮办军务中再次崛起。

　　杨昌浚是左宗棠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助手、“军师”，自述他们二人是“道义相正，患难与偕，实非比寻常，虽异时悲欢离合，踪迹不同，而彼此气谊交孚，至今尚堪覆按。”左氏西征新疆，所需军费庞大，杨昌浚在浙江是尽力为他筹饷。就在杨乃武案压力极大之际，当他得知左宗棠向朝廷急索军费之时，他捐出了自己节攒的二万两养廉银。为此，左氏非常感念。写信说：“前承垂念，弟所处容异常，捐廉泉万两以偿债务，古道清风，非复近时所有”。杨昌浚在罢官之际想到的仍是公务，而让左宗棠担忧的是他“一时即赋遂初，两袖清风，无以娱老”。

　　光绪四年四月，左宗棠因西征事务需要，帮办刘典病重，遂上奏清廷，调杨昌浚代刘典主持后路军政事务。杨昌浚接信，毫不犹豫，不顾北方正是严寒季节，于十二月抵达兰州，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获四品顶戴。

　　杨昌浚身上那种传统湖湘文化的家国情怀可见一斑。

　　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杨昌浚因筹饷得力，获头品顶戴；七月，左宗棠奉诏回京；十一月他代理陕甘总督，与另一个湖南人刘锦棠(新疆巡抚)会办新疆善后事宜，对新疆建省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年八月，授甘肃布政使。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任漕运总督。

　　光绪十年七月初三(1884 年8 月22日)，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和船政局，造成很大损失；七月九日，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副之；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任命杨昌浚为闽浙总督，领兵督防台湾；十二月底，法军集结妈祖澳，杨昌浚率亲军巡视沿海营垒，出福州巡视闽江下游南、北岸，又至闽江口长门、金牌炮台视察，并检阅守军。他命军队从马尾江底打捞出18 墩大炮，分别安装在长门、金牌等处，在林浦、魁岐、闽安等重要门户巩固了防守力量。同时，他下令撤除各海口水道的标识，在沿海各港口遍布水雷。其次是他进行了军纪和兵制的整顿，淘汰老弱，增加年富力强的士兵。作为中法大战台海战区的副统帅，杨昌浚为保卫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光绪十一年(1885 年))六月，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十二年(1886 年)，杨昌浚带头上疏，指出：“台湾，南洋门户，七省藩篱，奉旨改设巡抚，以资控制，实为保固海疆远大之谋”，“闽、台并系一省，今分为二，尤须唇齿相依，以收指臂之助”。在推动台湾建省的问题上，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杨昌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光绪十二年，清廷决定将台湾从福建分立成省，命杨昌浚与刘铭传共同筹备建立台湾行省。为了使台防能有确实保证，他积极设法筹措经费，由福建海关、福建各库局每年协银44万两，加上其他各海关协银共成80万两。为确保台湾建省和台湾的防卫做出了重大贡献。

　　左宗棠曾对慈禧说，杨昌浚是“善人，亦信人。素淡名利；其治兵制敌素具远谋深算，不失为大臣以道事君、以礼治国之至意。”这里面固然有左宗棠的私情在，但也绝非夸饰之辞。身为地方长官，谁愿意将自己手里的权力分出去呢?但在强烈的家国情怀驱使下，台湾从福建独立建省，实在是从国家长远谋划的。

　　光绪十四年，西北有事，杨昌浚调补陕甘总督，但因防范甘肃回民起事不力，被再度革职留任，后开缺回籍。未了的家国情怀，至此不再有驰骋的天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病逝于长沙。

　　杨昌浚虽然是籍军功上位，很少人知道他工诗词书画，博学多才。前述那幅《周濂溪爱莲力》和那首著名的《恭诵左公西行甘棠》诗，就出自他的手笔，脍炙人口：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